李伯重在《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
高小康在《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中认为，古典艺术精神是一个民族文艺传统的精髓。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先秦到隋唐，文学观念由早期的教化观念逐渐演变为对文学典范和创作法则的注意。宋元时期是文学典范意识走向成熟的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把唐代文学作为学习的典范，从而形成了具体明确的文学审美典范和从审美精神的层次学习典范的意识，即从典范之“法”而“入神”的意识。到了明清时期，文学经典逐渐从可以学习的典范变成了只可神悟而不可效法的神圣境界，创作与鉴赏拉开了距离，对文学经典的学习日渐变成个人化的体验，对古典艺术精神的认识也日渐走向更高的概括与抽象，经典作品由实际的创作范式变成意蕴精微的欣赏对象，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古典艺术精神走到了发展成熟的最后阶段。
刘锋焘在《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文史哲》2001年第1期）一文中说，“华夷之辨”的观念对中华民族之融合史曾经产生过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它阻碍了中华大家庭内部各民族的融合，延缓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步提高。这一负面影响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经过长期的交流与磨合，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从观念、政策到具体行动等各方面都尽力淡化华夷之别；另一方面，汉族人经过艰难痛苦的抉择，最终使“华夷之辨”观念的消极影响不断地艰难地被消除，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从而使中华民族变得更为团结、强大，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郑传寅在《戏曲程式化的文化蕴涵与历史命运——兼论现代戏曲符号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程式化是东方古典戏剧的共同特征。戏曲程式是一套特殊的符号体系，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广泛而持久的因袭性和不容逾越的规范性上。作为古人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掌握手段，程式保留了一代又一代戏曲艺术家的经验和智慧，促使传统戏曲走向辉煌，但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暂时性质”。它以屈己从人、率由旧章、循礼守制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托，折射出东方民族重视文化传统、顺应束缚的文化精神。随着这一时代的逝去，程式迅速表现出严重的不适——难以适应反映现代生活的时代要求和青年观众的欣赏趣味。现代戏曲符号体系的建构以飞速发展、追新逐异、张扬个性的时代为依托，不大可能再重复以故常为法度的程式化道路。
刘梦溪在《陈寅恪与〈红楼梦〉》（《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史学巨擘陈寅恪与《红楼梦》有特殊因缘。红学闻人俞平伯早在20世纪初就与陈有文字交往，20世纪50年代俞遭受不公正批判之时，寅恪先生曾写诗为之辩诬，这是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陈的著作尤其晚年所著之《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书，引录《红楼梦》情节、人物、语言之处甚多，且颇多创辟胜解。如果说寅老晚年是“著书惟剩颂红妆”，那么《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在文化统制严酷的清中叶已经“颂红妆”了。不知两者是否有传统与现代的关合之处？值得深思。
邓新华在《试论中日汉字语汇的交互影响》（《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两千年来，中日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但又有其基本走势，即从文化高势位地区流向文化低势位地区，文化高势位地区扮演老师角色。中日两国因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在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中国创制的汉字及汉字文化长期、大规模传播东流，中国是老师，日本是虚心受教的学生；时至近代，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中率先走出中世纪的先进国，中国在追踪日本近代化经验时，大量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创制的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语汇，中日之间文字交流的基本流向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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